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武宗南巡至仪真（今江苏仪征）。在仪真期间，向全国发表了一道令人不解的禁令。全文如下：
“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武宗自封爵公，当者，即本的意思）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
此文的大意是:武宗指自己属猪，而且他及其家属姓朱，跟“猪”同音，吃了又罹患疾病，各地只许养牛羊，不能吃猪、喂猪、以及买卖屠宰。如果违反的就处以流放的刑罚，而且更要一家大小充军。
武宗的禁令一下，发生了一派热闹但又恐怖的现象。有史料记载，较为富裕的人家一概把猪投入水中淹死，而一般平民则妁所养的猪屠杀，一瞬间中国没有猪的影子了。当然，此命令执行得最彻底的是皇帝周围的地区。
由於不许养猪，唯有把现存的猪尽杀，或减价贱卖。有卖有买，买来不吃的又做什麽呢？对於这个问题，实在是武宗本人始料未及的。
由於帝王时代，尤其在君主专制的高峰点的明朝，没有人敢开罪皇帝，唯恐措词不当而招来横祸。反而是内阁首辅杨廷和闻得此事，於正德十五年（1520年）二月初上了《请免禁杀猪疏》，对武宗诏禁杀猪只的後果陈述，该疏言简意赅：
“谨题。近日传闻直隶及山东等处镇巡等官钦奉圣旨，禁约地方人等，不许养豕及易卖宰杀，违者发极边卫分，远近流传，旬日之间，各处城市丶乡村居民畏避重罪，随将所养之豕尽行杀卖，减价贱售。甚至将小豕掘地埋弃者有之。人心惶骇，莫测其由。
臣等窃思，民间豢养牲豕，上而效庙廷祭祀丶宴享膳馐之供，下而百官百姓日用饮食之资给，皆在於此，不可一日缺者。孟子曰：鸡豕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五十者可以食肉矣。古先哲王之治天下，所以制民之产，其道如此。且人年五十非肉不饱，则豚豕之畜，正养生之具，而非所以致疾也。人生疮痍，乃血气内伤，风湿外感所致，是食豕肉而致然乎？况小民畜养贸易，以此为生理之资，正宜教之孳息蕃育，是可禁乎？
至今十二生辰所属物畜，乃术家推算星命之说，鄙俚不经，不可为据。若曰国姓字音相同，古耆嫌名不讳。盖以文字之间者，尚且不讳嫌名，今乃因其字之音，而并讳其物之同者，其可乎？又况民间日用牲豕，比之他畜独多。牛以代耕，亦非可常用之物，私自宰杀，律有明禁，不可纵也。此事行之虽若甚微，而事体关系甚大。如此传之天下後世，亦非细故，诚寝前旨。仍通行晓谕各处地方人等，各安生业，勿致惊疑，则事体不乖，而人心慰悦矣。 ”
武宗禁猪令发布后，受影响最大的是江北地区一直达于京师。一个月后，留守京师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方获悉此事，於是他於正德十五年（1520）二月专门就此事上了一道《请免禁杀猪疏》。
杨廷和称命令颁布後，各处城乡居民畏惧重罪，纷纷将所养之猪尽行杀卖，有的甚至将小猪掘地埋弃，致使人心惶惶。他认为民间豢养猪等牲畜，上为郊庙朝廷祭祀和宴饮之供，下为官民日用饮食之资，不可一日有缺。
杨廷和还逐条反驳了武宗禁猪的理由：
认为人至五十岁非食肉不饱，至於猪狗等牲畜都是养生之物，决非人致病的原因。人生疮疫乃是血气内伤丶风湿外感所致，而非食猪肉引起的。百姓以养猪卖肉为生计，只能鼓励其孳息蕃育，怎么能随便禁止呢？再说十二干支生辰，所属动物牲畜，皆术家推算星命之说，鄙俚荒诞，不可作为凭据。如果说国姓字音相同，古人对此尚且不避讳，现在怎麽能因其字音而避讳其他东西呢？为此，杨廷和建议重新颁诏天下，废止禁猪令，让百姓安于生计。
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太常寺上奏称近因禁猪令使国家祀典无法按常例进行，请求改更，用牛、猪、羊者止用牛、羊，用猪、羊者只用特羊。武宗最后批复仍旧用猪，只是在圣驾所过地方稍为回避即可。一场禁猪的闹剧仅三个月就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