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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猪周期：四年轮回的价格密码
在我国生猪市场中，“猪周期” 这一经济现象备受瞩目。所谓猪周期，即猪肉价格呈周期性波动的循环模式。当肉价高企时，母猪存栏量大幅增加，生猪供应随之增多，随后肉价下跌，大量母猪遭淘汰，生猪供应减少，肉价又开始回升，如此周而复始。这种周期性波动，给生猪市场参与者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
从 2002 年至 2024 年的监测数据显示，生猪价格波动周期平均约为 41 个月，价格从波谷到波峰的上涨幅度在 75% - 164% 之间，振幅较大。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主导着传统猪周期的运行呢？
供需关系：猪周期的核心驱动力
在猪周期形成过程中，供需关系是最为核心的因素。需求端相对稳定，我国居民对猪肉的需求总体保持平稳态势，这使得供给端的变化成为猪价波动的决定性因素。当市场上生猪供给增加，供大于求时，猪价就会下跌；反之，当供给减少，供不应求时，猪价便会上涨。这种供需动态失衡，犹如一只无形之手，推动着猪周期的运转。
生产周期：猪周期的时间密码
猪的生产周期对猪周期的时长及波动特性具有决定性影响。一个完整的猪周期通常横跨 3 - 4 年，从补栏母猪到增加猪肉市场供应，整个过程大约耗时 18 个月。较长的生产周期导致供给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存在显著滞后效应。例如，当猪价上涨时，养殖户想要扩大养殖规模，从补栏母猪到仔猪出生，再到育肥出栏，需要较长时间。在此期间，市场情况可能已发生变化，等生猪出栏时，市场供给可能已经过剩，导致猪价下跌。这种生产周期的滞后性，使得猪周期的波动更为明显。
行业结构：猪周期的放大器
我国养殖业的行业结构同样对猪周期产生深远影响。在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前，我国养殖业以农户散养为主导，生产者同质化程度高，行业集中度偏低。单个生产者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在价格波动中容易陷入 “追涨杀跌” 的循环。散养户在防疫技术和资金方面相对匮乏，面对市场波动和疫病风险时，更容易遭受重大冲击。大量散养户在猪周期的价格波动冲击中急进急出，导致猪肉价格呈现出更为鲜明的蛛网周期特征。当猪价上涨时，散养户纷纷扩大养殖规模，导致市场供给迅速增加；而当猪价下跌时，他们又匆忙减少养殖数量，使得市场供给快速减少，进一步加剧了猪价的波动。
前五轮猪周期：历史的轮回与启示
自 2000 年以来，我国生猪市场历经了五轮较为明显的猪周期 ，每一轮都似一场轮回，虽有相似之处，但又各具特点。
第一轮猪周期（2002 年 6 月 - 2006 年 5 月）：疫情引发的供需震荡
这一轮猪周期中，2003 年 5 月爆发的非典疫情给生猪市场带来巨大冲击。疫情期间，养猪场屠宰停工，交通限制导致生猪运输受阻，养殖户宰杀母猪、补栏停滞，生猪产能大幅减少。2004 年，禽流感疫情爆发，消费者对禽类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转而增加对猪肉的需求，使得猪肉供不应求，猪价进入上行通道。在这一阶段，生猪价格上涨了 27 个月，涨幅达到 71%，最高单周平均猪价达到 10.0 元 / 千克。随后，产能逐渐恢复，猪价开始下行。2005 年，猪链球菌病的出现导致猪肉需求明显降低，进一步加剧了猪价的下跌，下降周期持续了 22 个月，跌幅为 40%。
第二轮猪周期（2006 年 5 月 - 2009 年 5 月）：疫病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影响
2006 - 2009 年的猪周期，前期由于 2005 - 2006 年猪价位于低位，养殖户大量淘汰母猪，生猪出栏减少。2007 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爆发，造成生猪存栏量急剧下降，供求关系反转，猪价开始回升。这一轮猪价上涨了 20 个月，涨幅高达 158%，最高单周平均猪价达到 17.4 元 / 千克 。此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对猪肉的需求也随之减少。“瘦肉精” 事件以及 “甲型 H1N1 流感” 等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更是让消费者对猪肉的信心受到打击，猪肉需求大幅下降，猪价进入下跌阶段，跌幅为 49%，下跌 14 个月。
第三轮猪周期（2010 年 4 月 - 2014 年 4 月）：相对经典的供需驱动周期
这一轮周期受到的外生性干扰较少，是相对经典的猪周期，价格主要受供需矛盾推动。2010 年 6 月，猪价触底后开始一路攀升，至 2011 年 9 月涨至此轮周期高点，涨幅达 107% 。随着猪价的上涨，养殖户纷纷扩大养殖规模，能繁母猪存栏持续回升，猪肉供应逐渐增加，猪价也逐步回落，至 2014 年 4 月达到周期性低点，跌幅达 44%。期间，2013 年 5 月，商务部等三部委联合开启猪肉收储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信心，使得短期价格有所反弹。
第四轮猪周期（2014 年 3 月 - 2018 年 5 月）：环保政策主导的产能变革
2014 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严格的环保禁养规定，并着力提升生猪养殖业的规模化程度。这一政策导致大量散养户退出市场，产能快速出清，猪价一路走高。从 2014 年 4 月见底后，猪价震荡上涨至 2016 年 5 月，涨幅达 97% 。2015 年上半年爆发的猪丹毒疫情，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了猪价的上涨。随后，随着产能的逐渐恢复，猪价开始下行，下跌 25 个月，跌幅为 50%。
第五轮猪周期（2018 年 6 月 - 2022 年 3 月）：非洲猪瘟引发的超级猪周期
2018 年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成为了这一轮猪周期的最大 “黑天鹅”。非洲猪瘟导致 2018 - 2019 年能繁母猪存栏量大幅下降，2019 年能繁母猪存栏较 2018 年 5 月下降 42% ，前期环保禁养使得能繁母猪存栏已经降至低位，叠加非瘟去产能，2019 年能繁母猪存栏降至不足 2000 万头。猪价迎来了一波史无前例的大幅拉升，2020 年 8 月达到 37.83 元 / 公斤，涨幅高达 278% 。此后，猪价在高位震荡了一段时间。随着产能的逐步恢复，猪价开始下行，2021 年 1 月至今跌幅逾 70% 。这一轮猪周期不仅波动幅度巨大，而且对整个生猪产业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速了行业的规模化进程。
通过对前五轮猪周期的分析，可总结出一些传统猪周期的共性和规律。每轮猪周期持续时间大约为 3 - 4 年，价格波动呈现出明显的 “涨 - 跌” 循环。供需关系始终是决定猪价走势的核心因素，而疫病、政策等外部因素则会对猪周期产生重要影响，加剧价格的波动。在每一轮猪周期中，养殖户的行为也呈现出一定规律性，往往在价格上涨时扩大养殖规模，在价格下跌时减少养殖规模，这种 “追涨杀跌” 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猪周期的波动。
第六轮猪周期：打破常规的新变局
周期时长缩短
第六轮猪周期从 2022 年 4 月启动，到 2024 年 3 月结束（部分观点认为），仅持续了 24 个月，与以往 3 - 4 年的周期规律相比，明显缩短。这背后有着复杂原因。投机行为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养殖端非理性的压栏惜售和二次育肥现象激增。当市场预期猪价上涨时，养殖户大量压栏，将本该出栏的生猪继续饲养，等待更高价格；二次育肥则是养殖户购买已经育肥的生猪，再次饲养催肥，期望获取更大利润。这种行为导致短期内市场上生猪供应减少，猪价在短时间内快速上涨。但这种上涨并非基于真实的供需关系，一旦养殖户集中出栏，市场供应迅速增加，猪价又会快速下跌，从而缩短了周期时长。
产能恢复速度的加快也是周期缩短的重要因素。随着规模化养殖占比的提升，养殖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非洲猪瘟防控能力也逐渐增强，使得生猪产能恢复速度加快。规模化养殖场在资金、技术、防疫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更快地调整养殖规模，当市场价格上涨时，他们有能力迅速扩大养殖规模，增加生猪供应；而当价格下跌时，也能相对灵活地减少养殖数量，这种供给端弹性的加大，使得猪周期的波动更加频繁，周期时长相应缩短 。
波动幅度减小
观察 2022 - 2024 年的猪价走势，可发现其波动幅度明显减小。2022 年四季度猪肉价格短暂冲高后，2023 年全年持续低迷，尽管 2024 年 5 月后出现了阶段性反弹，但 2025 年初又再次跌至低点，且未出现传统旺季的显著上涨。
需求端疲弱是导致价格波动减小的重要原因之一。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对猪肉的消费需求持续低迷。人们在日常消费中，可能会减少猪肉的购买量，或者选择其他更便宜的肉类替代品。牛肉、羊肉等肉类在市场上的竞争加剧，进一步分流了猪肉的消费需求。当市场需求不足时，即使生猪供应有所变化，价格也难以出现大幅上涨，从而使得价格波动幅度减小。
产能调控政策也对价格波动起到了平抑作用。政府通过设定能繁母猪存栏目标，加强对生猪产能的监测和调控，引导行业从被动去产能向主动调控转变。当市场上生猪产能过剩时，政府会发布相关预警，引导养殖户减少养殖数量，避免价格过度下跌；而当产能不足时，则鼓励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稳定市场供应。这种产能调控政策使得生猪市场的供需关系更加稳定，价格波动幅度相应减小 。
亏损周期延长
自繁自养模式连续亏损的时间创下了历史之最，这是第六轮猪周期的又一显著特征。从数据来看，自繁自养模式在 2022 年 10 月猪价达到高点后，便开始进入亏损状态，且亏损时间持续较长。
饲料成本的上升是导致亏损周期延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饲料成本在养殖总成本中占比显著上升，达到 70%。2025 年 2 月玉米和豆粕价格的上涨，进一步推高了行业平均养殖成本至 14 - 15 元 / 公斤。随着全球粮食市场的波动，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的价格不断攀升，使得养殖户的养殖成本大幅增加。而与此同时，猪价却在下行，养殖收入减少，成本与收入之间的 “剪刀差” 不断扩大，导致养殖户的亏损加剧，亏损周期延长。
猪价下行也是亏损周期延长的直接原因。由于产能恢复过快，市场上生猪供应过剩，猪价从 2022 年 10 月的高点开始持续下跌。在价格下跌的过程中，养殖户为了减少损失，可能会选择压栏惜售，但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过剩的局面，使得猪价继续下跌。长期的价格低迷，使得养殖户的盈利空间被不断压缩，亏损周期也随之延长 。
猪周期新趋势：行业变革进行时
在生猪产业的发展历程中，猪周期的变化始终是行业关注的焦点。随着市场环境、政策导向以及疫病等因素的不断变化，猪周期正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这些趋势深刻地影响着生猪产业的未来走向。
疫病与政策的双重变奏
2018 年非洲猪瘟的爆发，成为了猪周期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直接催生了 “超级猪周期”。非洲猪瘟具有高传染性和高致死率，导致大量生猪死亡，能繁母猪存栏量大幅下降，生猪供应急剧减少，从而引发了猪价的大幅上涨。这种因疫病导致的产能急剧变化，对猪周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打破了传统猪周期的规律，使得猪价波动更加剧烈 。
疫病不仅对猪周期产生直接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行业的发展格局。非洲猪瘟的爆发，让养殖户们深刻认识到疫病防控的重要性，促使整个行业在疫病防控技术和管理水平上有了显著提升。规模化养殖场凭借其在资金、技术和防疫设施上的优势，在应对疫病时表现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这也进一步推动了行业规模化进程的加速。
政策因素同样在猪周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14 年的环保禁养政策，对生猪养殖业的布局和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政策的实施，使得大量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散养户退出市场，生猪产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而 2021 年发布的《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则通过设定能繁母猪存栏目标，引导行业从被动去产能向主动调控转变。政府通过加强对能繁母猪存栏量、仔猪补栏量等关键指标的监测，及时发布产能调控预警，指导养殖主体合理调整生产节奏，避免市场供需失衡。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使得行业在面对市场波动时，能够更加有序地进行产能调整，减少了因市场过度反应而导致的猪周期大幅波动 。
在未来的猪周期中，政策调控的作用将更加凸显。政府将继续通过完善产能调控机制、加强市场监测和预警等手段，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在市场出现产能过剩或供应不足的迹象时，政府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如收储或投放储备猪肉、调整养殖补贴政策等，来稳定市场价格，保障生猪产业的稳定发展。
价格与产能的新动态
对于 2025 年的猪周期，市场有着明确的阶段性预期。从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变化来看，2024 年能繁母猪存栏同比降幅达 5%（月平均），这一数据预示着 2025 年下半年生猪出栏量将收缩。能繁母猪存栏量是猪周期的核心先行指标，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未来生猪的供应量。当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时，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生猪的出生数量会减少，进而导致生猪出栏量下降 。
基于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变化，市场普遍预测 2025 年猪价高点或突破 18 元 / 公斤。当生猪出栏量减少，而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时，供需关系将发生变化，供不应求的局面将推动猪价上涨。这种价格走势的预期，也影响着养殖户的生产决策。养殖户会根据对未来猪价的预期，调整自己的养殖规模和出栏计划 。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成本的企业表现出不同的抗风险能力。以牧原为例，其养殖成本为 12.5 元 / 公斤，相对较低的成本使其在猪周期反转期更具优势。当猪价上涨时，低成本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而当猪价下跌时，他们也能够承受更长时间的亏损，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调整生产策略。而高负债企业则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在猪价低迷时，高负债企业需要承担高额的债务利息，同时养殖收入减少，这使得他们的资金链更加紧张，可能不得不被动去产能，以减少亏损 。
规模化养殖占比的提升，使得产能调整变得更加灵活。规模化养殖场在养殖技术、管理水平和市场信息获取方面具有优势，能够更快速地根据市场价格和需求的变化，调整养殖规模。当市场价格上涨时，他们可以迅速增加仔猪补栏量，扩大养殖规模；而当价格下跌时，也能及时淘汰低效母猪，减少养殖数量。这种灵活的产能调整机制，使得市场供需失衡的持续时间相应缩短，猪周期的波动也更加平稳 。
成本压力与低利时代
在生猪养殖成本结构中，饲料成本的占比变化对整个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饲料成本在养殖总成本中占比显著上升，达到 70%。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全球粮食市场的波动，导致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价格不断攀升。2025 年 2 月玉米和豆粕价格的上涨，进一步推高了行业平均养殖成本至 14 - 15 元 / 公斤 。
饲料成本的上升，与猪价下行形成了鲜明的 “剪刀差”。随着猪价的波动下行，养殖户的养殖收入减少，而饲料成本却居高不下，这使得养殖户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行业进入了 “微利竞争” 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饲料配方优化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企业通过研发和应用新的饲料配方，提高饲料的利用率，降低饲料成本。采用优质的饲料原料、合理搭配饲料成分，以提高生猪的生长速度和饲料转化率，减少饲料的浪费 。
为了应对成本压力和低利时代的挑战，企业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加强养殖管理，提高养殖效率，降低养殖过程中的损耗；采用先进的养殖技术，如智能化养殖设备的应用，提高养殖的精准度和自动化程度，减少人工成本；通过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争取更优惠的饲料采购价格等 。
在欧美成熟市场，每头生猪的利润仅几美元，国内生猪市场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这表明，国内生猪产业正逐渐向成熟市场靠拢，行业竞争将更加激烈。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那些能够有效控制成本、提高养殖效率的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
企业战略转型路径
在猪周期呈现新趋势的背景下，降本增效已成为行业的普遍共识，头部企业均积极采取行动，推进战略转型。温氏和牧原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在降本增效方面成效显著。
温氏通过优化免疫程序、提升母猪生产效率（如 PSY 指标）来降低死淘成本。PSY 指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母猪生产效率的关键指标，温氏通过引进优良种猪、改进养殖技术与管理方法，持续提升 PSY 指标。截至 2024 年，温氏的养殖成本已降至 14.4 元 / 公斤，2025 年更是将目标进一步压低至 13 元 / 公斤。
牧原则从多个维度发力，借助精细化管理与技术创新实现成本降低。在养殖过程中，牧原采用先进的智能化养殖设备，实现精准饲喂、环境智能控制等功能，有效提高养殖效率，降低人工成本。通过优化养殖流程，减少生猪在养殖过程中的应激反应，提升生猪免疫力，降低疫病发生率，进而减少医疗成本。
除降本增效外，企业普遍缩减资本开支，降低资产负债率。2025 年，上市猪企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仍超 60%，高负债给企业带来巨大财务压力。为降低风险，企业减少不必要投资，将资金更多投入核心业务发展与债务偿还。唐人神等企业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实现产业链协同，有效对冲周期风险。唐人神涉足饲料、养殖、肉品加工等多个领域，在猪价低谷期，饲料业务现金流可为养殖业务提供支持，弥补养殖业务亏损；在猪价上涨时，肉品加工业务可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加企业利润。这种全产业链布局使企业在面对猪周期波动时，能够更为从容应对，实现稳定发展。
行业展望与应对策略
行业发展新方向
随着猪周期展现出新特征，猪价波动幅度收窄正促使企业生产逻辑发生深刻变革。在以往猪周期中，企业往往通过 “周期博弈” 获取利润，即在猪价上涨时扩大养殖规模，猪价下跌时减少养殖规模。但如今，这种策略的有效性逐渐降低。市场环境变化使企业认识到，单纯依赖周期波动盈利愈发困难，必须转向 “成本优先” 的生产逻辑。
具备成本管理优势的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日益突出。以牧原为例，其较低的养殖成本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猪价低迷时，牧原能够凭借成本优势维持盈利，而部分高成本企业则可能面临亏损甚至被淘汰。成本管理优势不仅体现在饲料成本控制上，还涵盖养殖技术创新、生产效率提升以及疫病防控能力增强等多个方面。
从市场和行业发展趋势来看，正逐步朝着成熟、理性方向迈进。规模化养殖的发展使市场供应更加稳定，减少了因散户 “追涨杀跌” 行为导致的市场波动。政策调控的加强也使行业发展更加规范，政府通过完善产能调控机制、加强市场监测和预警等措施，引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避免市场供需失衡。
中小养殖企业的破局策略
在猪周期新特征下，中小养殖企业面临严峻挑战，但也存在破局之策。提升养殖效率是关键，在种猪选择上，应挑选优质种猪，以提高仔猪质量和存活率；优化饲料配方，根据生猪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合理搭配饲料，提高饲料利用率，降低饲料成本；加强疾病防控，建立完善的疫病防控体系，定期对猪舍进行消毒，做好疫苗接种工作，减少疫病发生。
稳健经营原则对中小养殖企业至关重要。应摒弃投机与侥幸心理，在市场行情好时，不盲目跟风扩张，避免因过度扩张导致资金链紧张和养殖管理不善；在市场行情差时，也不急于抛售离场，而是要冷静分析市场形势，合理调整养殖规模和出栏计划。要注重养殖质量和品牌建设，以保障收益稳定。
合理规划生产计划也是中小养殖企业应对猪周期的重要策略。在短、中、长期不同时间节点上，应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走势，合理规划生猪产能。关注市场动态，及时了解猪价走势和市场供需情况，灵活调整育肥猪重量和生猪出栏规模。在猪价上涨时，适当延迟出栏，以获取更高利润；在猪价下跌时，则提前出栏，减少损失。
政策建议：稳定行业的关键支撑
面对猪周期新特征，政府在稳定行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系列政策建议亟待落实。完善生猪产能调控机制迫在眉睫，政府应建立更为科学的产能调控指标体系，强化对能繁母猪存栏量、仔猪补栏量等关键指标的动态监测。通过大数据分析、市场调研等手段，结合市场需求预测，定期精准发布产能调控预警，为养殖主体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指导其合理调整生产节奏，有效避免市场供需失衡。
加快规模化、智能化养殖进程，是提升行业韧性的关键举措。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生猪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中小养殖户向规模化养殖转型。大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养殖模式，鼓励企业引入先进的智能化养殖设备，如自动饲喂系统、环境智能控制系统等，提高现代化养殖水平，增强行业抗风险能力。
健全猪肉市场储备调节体系，是稳定市场价格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进一步优化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完善中央与地方储备的联动调控模式。在猪价异常波动时，能够迅速、灵活地投放或收储储备猪肉，以平抑市场价格。加强对储备猪肉的管理，确保储备猪肉质量安全和数量充足。鼓励猪肉深加工产业发展，支持企业开发多样化的猪肉深加工产品，增加高附加值产品供给，以适应不同消费群体需求，提升市场整体需求弹性。
加强行业信息透明度建设，是减少非理性投机行为的重要保障。政府应推动生猪市场价格、库存、消费需求等核心数据的公开共享，搭建统一的信息平台，使养殖户、企业和消费者能够及时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建立科学的市场监管机制，加强对市场的巡查和监管，严厉打击非理性压栏惜售、二次育肥等投机行为，防范过度投机对市场稳定的冲击，确保猪肉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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