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改委聚焦生猪价格的原因探究
在探讨生猪产能调控这一复杂议题时，需将目光聚焦于政策背后的深层动机与目标。政策具体措施固然重要，但唯有深刻理解其核心目的，才能精准把握政策精髓，准确预判后续政策走向。否则，孤立讨论措施易陷入误解。
以农业部此前多次约谈集团企业为例，其初衷是推动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而提振生猪价格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手段之一。发改委在其中的目标更为直接明确，即期望生猪价格上涨并同比转正，稳定维持在合理区间。其主要考量是避免猪价持续低迷，进而拖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自去年以来，央行等部门多次发声，强调推动价格合理回升。然而，物价指数至今仍处于低迷状态。根据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消费不仅取决于当下收入水平，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和经济形势的预期同样至关重要。物价指数持续低迷会降低消费者对未来价格的预期，即便当下收入未受明显影响，其消费意愿也会被抑制，进而影响整个消费市场的活跃度。
在 CPI 的构成体系中，猪肉价格权重占比大致在 3% 左右。虽这一比例看似不高，但 CPI 权重由一篮子确定数量的商品组成，在不同价格条件下，各商品权重的数学比例会产生波动。猪肉价格不仅在单一商品中权重相对较高，且其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对 CPI 影响较为明显。
回顾今年前五个月，猪肉价格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对 CPI 的贡献始终为正，在稳定物价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 4 月开始，生猪价格出现同比转负情况，5 月降幅进一步扩大。去年生猪价格从 5 月起开始加速上涨，带动猪肉价格快速上扬。若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继续维持当前态势，从 6 月开始，猪肉价格同比转负将成大概率事件。
数据显示，去年下半年生猪均价达到 18 元 / 公斤，而目前生猪均价仅有 14.5 元 / 公斤。若当前价格保持稳定，下半年生猪价格同比降幅将接近 20%。尽管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并非完全同步波动，但二者基本走势一致。按照猪肉 20% 的降幅和 3% 的权重估算，猪肉价格下跌对 CPI 的拖累将达到 0.6 个百分点。这一数据直观表明，猪肉价格的波动对 CPI 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虽然今年 1 - 5 月生猪价格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猪肉价格却明显同比上涨。基于这种情况，明年上半年猪肉价格想要保持同比为正，面临的压力依然较大。这也意味着，单纯维持生猪价格稳定，难以实现猪肉价格持续同比为正的目标。
在当前生猪产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绝大部分自媒体将猪肉价格转正简单解读为猪价稳定。这种片面解读反映出如今生猪产业在信息传播和市场认知方面存在的偏差，也从侧面暗示了市场空头对生猪产业的影响。在这种复杂市场环境下，发改委的调控举措显得尤为关键。对于发改委而言，猪肉价格即便无法为价格合理回升贡献力量，也绝不能成为阻碍物价回升的绊脚石。退一步讲，考虑到今年下半年生猪理论出栏量有一定增长，即便生猪价格难以在下半年涨至 18 元 / 公斤，也要想尽办法提振生猪价格，尽可能降低猪肉价格对 CPI 的拖累程度。这不仅关系到物价的稳定，更与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紧密相连。
调控路径大剖析
明确发改委稳定生猪价格、避免拖累 CPI 的目标后，深入剖析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调控路径。这如同一场精心布局的棋局，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环环相扣。
今年下半年，生猪出栏量在理论上已基本确定，在不发生重大疫情等意外情况的前提下，想要提振生猪价格，关键在于减少猪肉的供应。这就如同在一个既定容量的市场大蛋糕中，减少供应份额，从而提升单位价值。
从减少头均猪肉供应角度来看，降低行业整体出栏均重是一个重要手段。当出栏均重降低时，每头生猪所产出的猪肉量相应减少。在出栏头数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猪肉的总供给量就会下降，进而对生猪价格形成支撑。这就像是在一场供需博弈中，通过巧妙调整供给端的参数，来改变市场的力量对比。
减少染疫猪、病猪等流入市场的规模同样至关重要。这些问题猪流入市场，不仅会危害消费者健康，还会扰乱市场正常秩序，拉低整体猪肉市场的品质形象，间接影响消费者对猪肉的需求和市场价格。加强对染疫猪、病猪的监管和处置，能够净化市场环境，保证猪肉供应的质量，维护市场的稳定。这就好比清理掉花园中的杂草，让鲜花能够更好地生长。
展望明年，稳定生猪价格的关键在于减少基础产能。基础产能就像是一座大厦的根基，根基的规模和稳定性直接决定了未来生猪的供应量。通过控制能繁母猪的数量等方式来减少基础产能，能够从源头上调控生猪的产出规模，避免市场供应过剩，从而稳定生猪价格。这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调控策略，着眼于未来市场的供需平衡，为生猪价格的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
发改委这次调控的核心思路，可概括为 “两步走” 战略。第一步，通过降低出栏均重，减少今年下半年的猪肉供给，快速有效地提振生猪价格，缓解当前市场价格低迷的压力；第二步，通过限制基础产能，为明年上半年的生猪价格稳定创造条件，从长远角度保障市场的平稳运行。这一思路紧密围绕市场供需关系展开，抓住了影响生猪价格的关键因素，旨在实现生猪价格的短期提振与长期稳定。
具体方法全知晓
降重策略
为实现调控目标，发改委对集团养殖企业提出明确且具有针对性的要求，即尽快将出栏均重降至 120 公斤。这一举措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对生猪市场供需关系的深刻洞察。
依据农业部生猪专题网站提供的数据精准测算，2025 年 4 月全国出栏均重达到了 141.78 公斤。其中，散户出栏均重为 144.29 公斤，规模企业出栏均重为 140.7 公斤 ，二者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行业均重持续提升并非偶然，在《2025 年生猪市场展望（下）》一文中，已对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例如，品种改良使生猪的生长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掘，饲料原料价格降低使得边际增重成本下降，养殖户为追求更高利润而选择让生猪增重，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行业均重的上升。
从历史数据规律来看，每年年中均重会出现季节性变化，这主要受气温、饲料供应等季节性因素影响。但若无政策调控干预，年底均重又会再次上升。也就是说，按照以往经验，今年 6 - 12 月均重大概率会维持在 140 公斤左右。然而，发改委的调控政策就像是在市场的天平上加上了一个关键砝码。一旦行业均重能够成功降低至 120 公斤，将带来显著变化，猪肉供应将减少 15% 左右。换个角度看，这相当于在维持 140 公斤均重不变的情况下，能繁母猪降至 3400 万头所产生的猪肉供应减少效果。这一数据直观展现了降重策略对猪肉供应的强大调控能力。
在生猪养殖的庞大体系中，散养户和未被约谈覆盖的小型规模养殖场虽然数量众多，但对行业整体均重的影响却相对有限。
从出栏占比来看，这部分群体本身出栏占比已经较小。2024 年散养户出栏占比为 30%，预计 2025 年将进一步下降至 28% 左右。即便加上未被约谈覆盖的小型规模养殖场，估计出栏占比也不会超过 40%。较小的出栏占比意味着他们在行业均重调控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弱。
在这部分群体中，有很多是代养户。他们的出栏均重并非由自己决定，而是受到委托企业的严格控制。而委托企业基本都会被本次各级约谈所覆盖，这部分估计出栏占比在 20% 以上。这就使得这部分代养户的出栏均重能够间接受到政策调控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了散养户和小型规模养殖场对均重的影响力。
这部分群体中还存在一部分二育户。虽然国家并没有明确禁止二育行为，但这次发改委明确要求集团企业禁止销售二育给二育户。尽管二育户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购入二育猪，但这一措施无疑对二育户的养殖规模和行为产生了一定限制。当然，要真正规范二育行为，更关键的还是要看检疫执法的力度。检疫执法就像是市场的 “守门人”，只有严格把控检疫标准，才能有效规范二育市场，减少其对行业均重的干扰。
综合以上因素，最终未被约束的散养户出栏占比可能在 15% 左右。而且这部分散养户也不可能全部都养大肥猪，他们的养殖行为同样会受到市场价格、养殖成本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从整体上看，散养户和小型规模养殖场对行业均重的影响较为有限，发改委对集团养殖企业的降重要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行业均重的变化，进而实现对猪肉供应的有效调控。
能繁母猪管控
在发改委的调控策略中，对能繁母猪的管控是另一项关键举措。此次明确要求集团企业不得新增能繁母猪，并且未来各级发改部门还会将这一要求传达给各地头部养殖主体。这一规定就像是给能繁母猪的增长按下了 “暂停键”，其目的在于从源头上控制生猪的产能，避免未来生猪供应出现过剩的局面。
回顾生猪养殖行业的发展历程，从 1998 年开始，小散养户就持续退出市场。这背后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行业规模化、集中化趋势的推动。城市化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从事生猪养殖的人员减少；而行业的规模化和集中化，则让大型养殖企业凭借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逐渐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从 2012 年以来，中大散养户和小型规模场也持续退出。其中，2020 - 2022 年出现的短暂增加，只是对非瘟疫情导致大幅退出的短期回补，并未改变整体持续退出的趋势。长期来看，散养户和小规模场的持续退出，是行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猪价的高低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从 2023 年下半年开始，散养户和小型规模养殖场弃养母猪的比例越来越高，母猪的集中度也越来越高。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饲养母猪相比仔猪育肥，风险更大。母猪的养殖周期更长，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管理和照料。在养殖过程中，母猪还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影响，一旦出现问题，损失将更为惨重。行业不同养殖主体间的仔猪成本差异逐渐拉大。规模养殖企业凭借规模优势和供应链整合能力，可以降低仔猪的采购成本，而散养户和小型规模养殖场在这方面则处于劣势。规模差异也使得仔猪育肥的盈利空间更大。对于一些小型养殖主体来说，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风险相对较小、盈利空间较大的仔猪育肥业务，从而导致弃养母猪的情况增多。
例如，一对夫妻如果选择自繁自养，大致可以饲养 25 头左右母猪，年出栏 500 头左右。但如果选择外购仔猪育肥，年出栏则可以达到 800 头以上。即便外购仔猪的价格略高于自繁仔猪的成本，由于出栏数量的增加，整体利润也会更高。这种成本和利润的对比，使得很多小型养殖主体更愿意从事仔猪育肥，而放弃母猪养殖。
未来 5 - 7 年，行业出栏集中度和母猪集中度持续提升的趋势很难改变。随着行业的发展，大型养殖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将更加稳固。他们拥有更先进的养殖技术、更完善的管理体系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而牧原锁价销售仔猪的策略，对行业的仔猪价格形成了长期压制。在这种情况下，散养户和小型规模场逆势增养母猪的可能性较低。因为仔猪价格的下降，使得他们的养殖成本相对增加，盈利空间进一步压缩。相反，他们继续退出及弃养母猪的可能性较高。如果发改委对集团企业不得新增能繁母猪的要求能够执行到位，将基本控制规模养殖场户的能繁母猪增长。再加上散养户和小型规模场的母猪养殖趋势，行业整体能繁母猪数量可能会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这对于稳定未来生猪价格，实现市场供需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配套措施显威力
在生猪产能调控这场复杂的棋局中，发改委要求各相关单位每月上报能繁存栏、销售均重等重点数据，这一举措犹如在棋局中布下了精密的 “眼线”，为后续的调控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每月定期上报的数据，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生猪养殖的实时动态，让调控部门对能繁母猪的数量变化、销售生猪的均重情况了如指掌，从而敏锐捕捉到市场供需的细微变化，为精准调控奠定坚实基础。
生猪产能调控机制犹如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各个部门在其中各司其职，共同推动调控工作的顺利开展。农业农村部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肩负着检疫监管、猪肉品质及肉食品安全监管等关键职责。在检疫监管方面，工作人员深入养殖场和屠宰场，对生猪进行严格的疫病检测，确保每一头进入市场的生猪都健康无疫。在猪肉品质及肉食品安全监管上，他们严格把控猪肉的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从饲料的质量检测到猪肉的储存条件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细节，为消费者的餐桌安全保驾护航。
商务部主要通过国家储备冻肉的收储和放储来调控猪肉价格，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舵手，在市场的波涛中精准把握方向。当市场猪肉价格过低，影响养殖户的积极性时，商务部就会启动收储计划，大量收购冻肉，减少市场上的猪肉供应量，从而稳定价格，让养殖户能够获得合理的收益。反之，当市场猪肉价格过高，给消费者带来较大压力时，商务部则会投放储备冻肉，增加市场供应，平抑物价，保障消费者的生活质量。
财政部负责有关财政奖励和补贴政策的制订和落实，在调控中扮演着 “资金管家” 的重要角色。在生猪养殖面临困难时期，如疫病爆发导致养殖户损失惨重时，财政部会及时出台财政奖励和补贴政策。这些政策可以是对养殖户的直接补贴，帮助他们弥补损失，恢复生产；也可以是对养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鼓励养殖户提升养殖条件，提高生产效率，从根本上促进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
生态环境部在生猪养殖过程中，主要负责粪污的治理和监管工作，是生猪产业绿色发展的 “守护者”。随着生猪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粪污排放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部加强对养殖场的监管力度，督促养殖场建设完善的粪污处理设施，如沼气池、污水处理池等，将粪污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还能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降低养殖成本，推动生猪养殖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则负责协调生猪养殖企业的信贷，为生猪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如同为产业发展注入了 “金融活水”。在生猪养殖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时，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生猪养殖企业提供优惠的信贷政策。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延长贷款期限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题，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提升生猪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除了上述核心部门外，发改委还可以协调多个单位加强相关监管。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就像市场秩序的 “维护者”，防止大型养殖企业或屠宰企业垄断市场，操纵价格。一旦发现有企业存在垄断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会依法进行严厉查处，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保障养殖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自然资源部在养殖用地方面进行严格监管，确保养殖用地的合理规划和使用，为生猪养殖提供稳定的土地保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则关注代养户的社会保障问题，保障代养户的合法权益，促进生猪养殖行业的和谐稳定发展。工信部在养殖碳排放方面加强监管，推动生猪养殖行业朝着绿色、低碳的方向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各相关部门在现行法律范围内加强监管，提升执法力度，形成了强大的监管合力，确保发改委的调控措施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共同维护生猪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
调控影响早知道
在本次调控会议之前，牧原公司便已彰显出行业担当。今年第一季度，牧原主动调减能繁母猪数量，这一行为为行业规避内卷起到示范作用，也为后续调控工作奠定良好开端。5 月 29 日上午发改委约谈会议结束后，牧原迅速响应，当日下午即发布内部通知，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国家政策，并计划在两个月内将出栏均重降至 120 公斤左右。这种高效的执行能力，为行业树立典范，也体现出企业对政策的高度重视与积极配合。
随后，其他集团企业陆续做出降重决策，一时间，行业内掀起降重热潮。然而，不同企业面临的降重压力存在差异。牧原的出栏均重原本在集团企业中处于较低水平，目前约为 128 公斤，因而降重压力相对较小。但诸多集团企业的出栏均重超过 130 公斤，部分甚至高达 140 公斤，这些企业需在短时间内对养殖策略做出较大调整，面临较大降重压力。
若大部分集团企业集中降重，短期内市场猪肉供应压力将显著增大。大量生猪集中出栏，会使市场猪肉供应量短期内迅速上升，给生猪价格带来较大下行压力。但需注意的是，在屠宰企业和贸易商入冻需求支撑下，生猪价格难以大幅下跌。
非洲猪瘟疫情后，国内消费者饮食习惯逐渐改变，冻肉消费习惯逐步形成。目前，全国每年冻猪肉消费占全部猪肉消费的比例约为 20%，即每年约 1000 万吨。在这 1000 万吨冻猪肉消费中，大部分是食品加工企业和餐饮渠道定制的冻品，大致占比 30%-40%。这些定制冻品需求相对稳定，为冻肉市场提供一定消费基础。其余冻品则依赖屠宰企业和贸易商主动入库、部分部位被动入库以及进口冻肉。
目前，全国冻品库存已降至 100 万吨左右，而下半年潜在冻品缺口超 300 万吨。这一巨大缺口表明市场对冻肉需求旺盛。尽管部分冻品需求可转化为鲜肉需求，或在下半年采购即冻冻品，但大规模潜在需求仍会刺激屠宰企业和贸易商的入冻积极性。当市场生猪价格出现下跌趋势时，屠宰企业和贸易商为满足冻肉市场需求，会积极采购生猪进行冷冻储存，从而增加对生猪的需求，有力支撑生猪价格。
生猪价格一旦跌破 14 元 / 公斤，苦等降价而未能如愿的屠宰企业和贸易商可能开始入冻。他们会抓住价格下跌机会，大量采购生猪，加工成冻肉储存，以满足未来市场需求。当生猪价格跌破 13.5 元 / 公斤时，屠宰企业和贸易商会加大入冻力度，进一步增加生猪采购量。在此情况下，生猪价格跌幅有限。全国均价基本不会跌破 13 元 / 公斤，大概率在 13.5-14 元 / 公斤区间震荡，消化因降重而增加的供应压力。在该价格区间内，市场供需将逐步达到新的平衡，生猪价格也将在各方力量博弈中保持相对稳定。
二育现象深度解析
二育，作为中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现象，有其独特发展轨迹和内在逻辑。其出现本质上是规模化程度提升的必然结果。随着规模化养殖快速发展，大量原本依赖散户生存的小型生猪经纪人、饲料经销商和兽药经销商（一般兼任乡村兽医），突然失去赖以生存的客户群体。在生存压力下，部分不甘心退出市场者开始抱团。他们一方面利用在行业内积累的信息和资源优势，投身短期二育投机活动；另一方面，凭借行业影响力，引导散户从事二育，试图维持自身业务。
在二育市场早期发展中，这些相对专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二育发展。但因其掌握更丰富信息和资源，在二育操作中往往能实现先进先出。这导致一种现象：他们自身从事二育或许能获取一定利润，而被其引导的散户却常常难以在二育中盈利。经过几年市场洗礼，越来越多散养户认清二育风险，从事二育的散养户数量逐渐减少。如今，二育市场基本只剩下这些相对专业群体。
然而，市场竞争残酷。随着期货市场发展和行业进一步整合，专业期货公司、区域大型经纪人和饲料兽药企业亲自参与二育。这些实力雄厚的参与者在资金、信息和技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在他们介入下，原本在二育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小型生猪经纪人、饲料经销商和兽药经销商组成的团队，逐渐成为被市场收割的对象，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市场份额不断被挤压。
资本市场对二育现象过度关注，背后原因复杂。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当下，自媒体主播在市场信息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大量自媒体主播为专业引导二育的团队服务，甚至部分主播本身就是团队成员。他们通过短视频、直播、文章等多种渠道，大量发布二育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充斥市场，使投资者被动接收过多相关内容。在这种信息轰炸下，资本市场自然将大量注意力聚焦于二育。投资者往往依据这些铺天盖地的信息做出投资决策，进一步放大二育在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但实际上，二育只是生猪养殖行业的阶段性现象，其对市场的影响虽存在，但远不及资本市场所认为的那般大。在评估生猪市场时，投资者更应关注行业基本面，如能繁母猪数量、生猪出栏量、市场供需关系等核心因素，而非仅受二育相关信息左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