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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赌瘾作祟：从 “有声有色” 到 “铤而走险” 的坠落轨迹
在随州市某区域，胡某与吴某共同经营一家小型猪场。凭借自身的勤劳付出以及对生活的美好憧憬，虽未达到大富大贵的程度，但日常生活充满烟火气息，呈现出稳定的经营态势。然而，2022 年，网络赌博这一隐蔽的风险因素介入，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与企业的命运走向。网络赌博犹如隐匿于黑暗中的隐患，悄然对胡某产生影响。起初，胡某或许是出于好奇心理，又可能是受到网络上一夜暴富虚假承诺的诱导，开始涉足其中。但他并未意识到，这一行为成为其陷入深渊的开端。
在网络赌博环境中，胡某的理智与自我控制能力逐渐被贪婪和欲望所侵蚀。每一次下注都如同在高风险的边缘试探，他始终抱有下一次能够赢回所有损失的幻想，却未察觉自己已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很快，多年积累的家庭积蓄在虚拟的赌博游戏中消耗殆尽。
资金链断裂后，猪场的运营面临严重阻碍。饲料采购、猪苗引进、设备维护等关键环节都需要资金支持，而此时的胡某已无力承担这些费用。面对企业经营的资金周转难题，胡某和吴某本应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解决，如寻求亲友的资金援助、申请政府扶持资金，或者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经营状况。然而，在 “贷款中介” 周某的教唆下，他们选择伪造材料骗取银行贷款，从而踏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二、骗贷链条：三重伪造与一次 “聪明反被聪明误” 的算计
（一）材料造假：从 “经营数据” 到 “婚姻状况” 的全面包装
在周某的 “指导” 下，胡某等人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明显违法性质的造假行为。其骗贷手法虽看似经过策划，但实际上存在诸多漏洞，极易被识破。
为获取更高的贷款额度，他们首先在猪场产能数据上进行造假。原本年出栏量不足 1000 头的小型猪场，被虚报成年出栏量 4000 头的大型养殖基地，虚报比例高达 4 倍。为支撑这一虚假数据，他们伪造饲料采购合同，虚构大量饲料采购记录，试图营造猪场需要大量饲料喂养虚构生猪的假象。同时，伪造销售流水，编造不存在的销售订单，以虚假 “业绩” 证明猪场的盈利能力。他们之所以敢于大胆虚报产能，正是利用了银行在小微企业贷款审批过程中存在的 “轻实地核查” 问题。银行过于依赖企业提供的书面材料，缺乏对实际经营状况的深入调查，为胡某等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除产能数据外，他们还在资产证明方面造假。为使自身看起来更具经济实力，具备偿还贷款的能力，他们扫描他人房产证，通过 PS 技术修改信息，将房产 “变为” 自己所有。这种低级的造假手段，只要银行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进行核验，便能立即识破，但他们却心存侥幸。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连婚姻状况都进行造假。由于胡某在银行有未偿还贷款且个人征信存在逾期记录，影响贷款审批。周某帮其制作假离婚证，谎称胡某与吴某在 2023 年已离婚（实际 2024 年才离婚），试图以 “离异无共同债务” 的身份获取贷款。这种为骗取贷款不择手段的行为，严重违背道德与法律准则。
（二）分赃矛盾：从 “合作骗贷” 到 “互相隐瞒” 的崩盘导火索
在此次骗贷事件中，胡某等人与中介周某之间的关系如同一场充满利益冲突的复杂博弈，而 80 万元贷款到账成为这一博弈失控的转折点。
贷款成功发放后，胡某、吴某与中介周某之间的利益同盟迅速瓦解。原本的合作关系在金钱诱惑下变得不堪一击。胡某等人被贪婪驱使，为多分贷款，向周某隐瞒贷款审批通过的事实。他们私下商定，将 49 万元贷款交由徐某、陈某二人使用，计划贷款到期后共同还清银行本金，天真地认为能够瞒天过海。
然而，他们低估了周某的警觉性。周某作为长期从事贷款中介行业的人员，对这类情况有着敏锐感知。发现被胡某等人蒙骗后，周某恼羞成怒，以向银行举报骗贷事实相威胁，要求获得应得的好处费。
胡某等人原本期望通过 “借新还旧” 填补资金缺口，再偿还银行贷款，但周某的威胁使他们陷入恐慌，开始互相推诿责任，无人愿意承担后果。这种混乱局面导致贷款逾期后，银行催收工作异常艰难。
银行在进行内审时，通过 “猪场注销”“流水异常” 等线索逐渐识破骗局。发现 A 猪场已注销，吴某名下贷款逾期未还，联系吴某还贷时得到荒唐借口。吴某称猪场内生猪因猪瘟全部死亡，无偿还能力，还称 49 万元贷款借予徐某、陈某使用，而徐某、陈某二人拒还借款。银行进一步核查发现，贷款时提供的经营流水、经营情况证明、房产证等材料全系伪造。至此，这场因贪婪引发的骗贷事件彻底败露，胡某等人也为其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三、法律边界：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的核心区分
在此案件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成为司法机关判定罪名的关键法律界限，如同明确的分水岭，将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区分开来。
曾都区检察院在办理此案时，展现出严谨的司法态度与专业的法律素养。他们深知准确认定罪名对法律公正实施以及涉案人员命运的重要性。为实现精准指控犯罪，检察院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提出多达 27 条的补充侦查意见。这些意见涵盖案件各方面，其中关键在于通过账户流水、电子聊天记录等证据，进一步查明案发时涉案人员的财产状况、资金去向。
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关键证据逐渐明晰，为案件定性提供坚实基础。从资金流向看，128 万元贷款中，48 万元被胡某用于偿还赌债，80 万元转入徐某、陈某账户用于其他生意，均未投入猪场经营。这一行为符合 “欺骗手段取得贷款” 的要件，通过虚构贷款用途，挪作他用，严重违反贷款合同约定。
在还款能力方面，调查发现胡某等人案发时有其他资产，如未抵押车辆、农村宅基地等，且案发前未转移财产或挥霍一空，表明其并非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偿还贷款，不构成 “非法占有目的”。这一关键证据的确定，明确了案件性质为骗取贷款罪而非贷款诈骗罪。
根据《刑法》第 175 条之一规定，骗取贷款罪要求 “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本案中，胡某等人虽实施欺骗手段取得贷款，但案发前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128 万元，银行未遭受实际损失。这一情节成为法院量刑时适用缓刑的重要考量因素。法院认为，胡某等人案发后认识错误并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因此，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法院最终对胡某、徐某、陈某、吴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十一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
四、风控反思：小微企业贷款中的 “信任危机” 与制度漏洞
（一）银行审核：形式审查与实地核验的 “双重失守”
在此次骗取贷款案件中，银行在审核环节存在明显漏洞，为骗贷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银行在材料审核方面过于形式化。经营流水作为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重要依据，银行未通过税务系统核查，导致胡某等人伪造的经营流水得以蒙混过关。税务系统记录企业真实纳税情况和经营收入，通过数据比对可轻易发现经营流水真伪，但银行未利用这一有效核查手段，仅简单接受企业提供的书面材料，忽视潜在风险。
对于猪场存栏量这一关键数据，银行未进行实地勘查。仅依据胡某等人虚报的年出栏量 4000 头认定猪场产能，未实地查看实际养殖规模。实地勘查是了解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重要方式，通过实地走访可直观了解猪场设施设备、养殖数量、卫生环境等情况，判断企业数据真实性，但银行未做到这一点。
房产证作为重要资产证明文件，银行仅做复印件留存，未联网验证。在信息技术发达的当下，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联网验证房产证真伪并非难事，但银行未采取这一简单有效措施，反映出审核流程不严谨、风险防控意识淡薄。
此外，银行在关联关系排查上存在缺失。胡某与吴某的 “假离婚真合作” 未被识破，利用假离婚证规避胡某不良征信记录获取贷款。银行审核贷款时，未深入调查其婚姻状况，也未关注资金往来情况。徐某、陈某作为 “中间人”，在骗贷过程中作用关键，与胡某、吴某资金往来频繁，但银行未将这些资金往来纳入风险评估。若银行能深入排查关联关系，或许可避免骗贷事件发生。
（二）中介黑产：灰色地带的 “骗贷推手” 如何滋生？
周某等中介的存在，对金融市场秩序造成严重破坏，成为骗贷行为的 “幕后推手”。他们的行为揭示了贷款中介行业的诸多乱象。
周某这类中介利用小微企业主对金融规则了解有限的弱点，进行信息差套利。小微企业主在面临资金周转困难时，容易因缺乏相关知识而盲目寻求帮助。中介抓住这一心理，打包提供 “材料包装 + 渠道对接” 服务，以 “帮助企业获得贷款” 为名，收取 15%-20% 的高额 “服务费”。本案中，周某帮助胡某等人伪造材料获取贷款后，收取 7.2 万元好处费，加重小微企业资金负担。
中介还善于利用法律漏洞，教唆企业主采取 “借新还旧”“离婚规避债务” 等不正当手段。本案中，周某教唆胡某等人制作假离婚证规避不良征信记录获取贷款，却隐瞒骗贷的刑事法律风险。小微企业主往往只关注眼前利益，未意识到这些行为的严重后果。一旦骗贷行为被银行发现，企业主将面临刑事处罚，不仅要偿还贷款，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中介黑产的存在，严重损害金融市场秩序与小微企业利益。银行在防范骗贷风险时，不仅要加强自身审核力度，还需关注中介黑产动向，加强与监管部门合作，共同打击中介违法犯罪行为。
五、警示录：当 “周转” 变 “周转”，小微企业主的三条生存红线
（一）资金链断裂时：永远别碰 “伪造” 红线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资金链断裂是小微企业主可能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本案中的胡某，因网络赌博耗尽积蓄，导致猪场经营陷入资金困境。此时，他应保持理性，通过合法正规途径解决问题。
实际上，解决资金问题的合法途径众多。他可通过正规渠道申请 “经营困难贷款”。当前，许多银行针对小微企业推出扶持政策，对于因不可抗力或短期经营困难面临资金周转难题的企业，银行会根据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信用记录和还款计划等，提供相应贷款支持。
引入合伙人也是可行方案。胡某可寻找对养猪行业有兴趣且有资金的合作伙伴，通过出让部分股权或合作经营方式，为猪场注入新资金。这不仅能解决资金问题，还可借助合伙人资源与经验，为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资产抵押是常见合法融资方式。若胡某拥有房产、车辆等固定资产，可抵押给银行获取贷款。虽需支付一定利息和手续费，但相比伪造材料骗取贷款的法律风险，更为安全可靠。
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小微企业续贷率达 78%，表明银行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对于因疫情、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的农户，银行也有专项纾困政策。这些政策为小微企业提供切实帮助，助力其在困难时期持续发展。
然而，胡某选择伪造材料骗取贷款这一错误行为，不仅违背商业道德，更触犯法律红线。伪造材料骗取贷款如同埋下定时炸弹，一旦被银行察觉，将面临法律严惩。这种 “饮鸩止渴” 的做法无法真正解决资金问题，只会使自身陷入更深困境。
（二）中介服务中：警惕 “关系贷款” 背后的法律陷阱
在金融市场中，小微企业主寻求贷款时面临诸多挑战，一些不法中介利用其困境和急切心理设置陷阱。这些中介以 “关系贷款”“快速放款” 为诱饵，声称与银行内部人员关系密切，能帮助企业轻松获得贷款并提高额度。但所谓 “关系贷款” 背后隐藏巨大法律风险。
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遵循严格审批流程和标准，不会收取 “好处费”“加急费” 等。贷款审批结果取决于企业经营状况、信用记录和还款能力等因素。任何要求企业提前支付费用、伪造材料的中介，都涉嫌违法犯罪。他们常以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为名，骗取企业信任，教唆企业主伪造贷款材料，如经营流水、资产证明等。一旦伪造材料被银行识破，企业主将面临骗取贷款罪指控，需偿还贷款并承担刑事责任。
据 2024 年银保监会通报的骗贷案例，63% 的案例存在 “中介教唆造假” 环节。这警示小微企业主，寻求贷款时应保持清醒，不轻易相信 “贷款中介”。若对贷款流程和政策不了解，可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咨询，或寻求专业金融顾问帮助。同时，可利用 “国家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 等正规渠道对接资金。这些平台由政府主导，整合金融机构资源，为小微企业提供安全便捷的融资渠道。企业可在平台发布融资需求，金融机构根据企业情况评估对接，确保贷款发放合法合规。
（三）家庭经营中：厘清 “个人债务” 与 “企业资产” 的边界
在小微企业经营中，夫妻共同经营模式较为常见，虽带来便利，但也易引发法律问题，其中个人债务与企业资产混淆问题尤为关键。如本案中胡某和吴某共同经营小型猪场，家庭经济与猪场经营紧密相连。胡某因网络赌博陷入债务困境，未正确区分个人债务与企业资产，试图通过伪造材料骗取银行贷款填补个人债务窟窿，甚至伪造离婚证规避不良征信记录。这一行为使他们陷入严重法律困境，给家庭和企业造成巨大损失。
在法律实务中，夫妻共同经营的企业贷款通常需双方签字确认。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共同经营企业产生的债务负有共同偿还责任。即使离婚，离婚协议也无法规避共同债务，一方无法偿还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向另一方追讨。因此，夫妻共同经营的小微企业主提前做好 “家庭资产隔离” 至关重要。这既能保护家庭资产安全，避免因企业经营风险导致家庭财产受损，又能降低法律风险。
“家庭资产隔离” 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例如，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将家庭资产与企业资产分离。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全部资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即使企业经营不善陷入债务困境，家庭资产也不会受太大影响。此外，还可通过购买保险、设立信托等方式合理规划保护家庭资产。保险在企业面临风险时可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信托可将家庭资产委托专业信托机构管理，确保资产安全稳定。
结语：从 “糊涂犯错” 到 “敬畏规则”
胡某案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众多骗取贷款案件的典型代表。据公安部数据，2024 年全国侦破骗取贷款案件 3200 余起，涉案金额超 270 亿元。这些数据警示我们，此类问题不容忽视。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 60% 的案件发生在农村地区，且多与赌博、盲目扩张等因素相关。在农村地区，小微企业和农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他们面临金融知识匮乏、资金周转压力大等困境，在复杂金融市场中易陷入不法分子陷阱。
对于小微企业主而言，胡某的经历是深刻教训。经营过程中资金周转困难是常见问题，但任何试图走 “捷径” 的行为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面对资金压力，应保持清醒，坚守法律底线，不心存侥幸。只有通过合法合规途径解决问题，企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此案敲响风控警钟。小微企业寻求资金支持时，银行风控体系至关重要。银行不能仅追求贷款发放效率，而忽视风险把控。审核贷款时，应加强对贷款材料真实性审查，加大对借款人背景调查力度，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只有在 “效率” 与 “安全” 之间找到平衡，才能保障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法治社会的商业文明建立在规则和诚信基础之上。任何挑战规则、违背诚信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制裁。在当前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小微企业主和金融机构都应敬畏规则，遵守法律。只有如此，才能在商业发展中稳健前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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