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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转型背景：去产能为何成为核心命题
（一）政策驱动下的产能结构重塑
在生猪产业发展进程中，政策导向始终是影响其格局演变的关键要素。2024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对生猪产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将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 4100 万头调减至 3900 万头 。这一数量调整，不仅体现为单纯的数字变化，更标志着生猪产业发展方向的重大转向，即从以往单纯追求规模扩张的 “增量时代”，迈入注重质量与效益提升的 “提质增效时代”。
回顾产业发展历程，2018 年非洲猪瘟的爆发对生猪养殖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不仅导致生猪养殖业直接生产损失，还深刻影响了整个产业的供需格局。非洲猪瘟爆发后，各地为防控疫情采取严格管控措施，大量生猪被扑杀，致使市场供应急剧减少。为恢复市场供应，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生猪养殖政策，吸引大量资本涌入生猪养殖领域，生猪产能迅速扩张。然而，随着产能快速恢复，新问题随之而来，市场消费端恢复速度相对缓慢，无法与快速增长的产能相匹配，导致 2021 年以来生猪价格持续低迷。
在成本端，玉米和豆粕作为生猪饲料主要原料，其价格在过去几年持续高位运行。这既受全球农产品市场供需关系变化影响，也与国内种植结构调整、运输成本上升等因素相关。饲料成本高企进一步压缩养殖利润空间，对成本控制能力较弱的中小散户影响尤为显著。在价格低迷和成本高企双重压力下，其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许多中小散户不得不缩减养殖规模，甚至彻底退出市场。
规模化养殖企业凭借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在行业变革中展现出更强抗风险能力。其不仅能承受价格波动冲击，还能利用市场调整机遇进一步扩大自身规模，提升市场份额。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规模化养殖占比已达 68% 。这一数据反映出生猪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规模化养殖逐渐成为行业主导力量，为去产能政策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深入分析当前生猪产业内部结构，可发现其面临严峻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 “低端产能过剩” 与 “高端供给不足”。
尽管近年来规模化养殖取得显著进展，但年出栏 500 头以下的中小散户仍占据 32% 的市场份额 。这些中小散户在生产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在环保方面，因资金有限，许多中小散户难以投入足够资金建设环保设施，导致养殖废弃物处理不规范，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在疫病防控方面，其缺乏专业技术和设备，难以有效预防和控制疫病传播，一旦发生疫情，往往损失惨重。此外，中小散户在养殖技术、管理水平等方面相对落后，导致养殖效率低下，生产成本较高。
另一方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转变，国内高端猪肉市场需求日益增长。然而，国内生猪产业在高端产品领域供给明显不足，目前国内高端猪肉市场 60% 依赖进口 。这一数据凸显我国生猪产业在高端市场短板，也反映出产业升级的紧迫性。
对于生猪产业而言，去产能并非简单削减产能数量，而是一场深层次的产业结构优化行动。其核心在于淘汰落后、低效产能，为优质产能腾出发展空间，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唯有如此，才能提高整个产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产业市场竞争力，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需求，推动生猪产业向高质量发展道路迈进。
二、去产能深层挑战：三大矛盾交织下的转型压力
（一）区域布局失衡与产销分离困境
在环保政策强力推动下，生猪产业布局发生深刻变革，“南猪北养” 趋势日益显著。江苏、浙江等南方水网地区因环保要求严格，划定大量禁养区。据相关数据统计，这些地区生猪产能锐减 30% ，众多养殖场关停，许多养殖户被迫另谋出路。
与此同时，东北、华北地区凭借土地广袤、粮食资源丰富等优势，成为承接生猪产能转移的重点区域。然而，在产能转移过程中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首先是冷链物流配套不足。生猪从北方产区运往南方销区路途遥远，对冷链物流要求极高，但目前冷链物流体系尚不完善，运输过程损耗较大，导致跨区调运成本大幅增加 15%-20% 。这不仅压缩企业利润空间，也使得终端消费者购买猪肉价格居高不下。
此外，北方地区在承接产能过程中，生态环境承受巨大压力。随着生猪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粪污处理成为棘手问题。大量养殖废弃物若得不到妥善处理，将对土壤、水源和空气造成严重污染。相关研究表明，部分北方产区环境承载量已超过临界值 25% ，生态环境面临严峻考验。如何在发展生猪产业的同时保护好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产能去化与稳产保供的动态平衡难题
回顾生猪产业发展历程，能繁母猪存栏量波动始终是影响 “猪周期” 的关键因素。历史经验表明，当能繁母猪存栏波动超过 10% 时，“猪周期” 便会陷入剧烈震荡 。以 2025 年二季度末数据为例，能繁母猪存栏量为 4043 万头 ，仍高于 3900 万头调控目标 3.7% 。这表明当前生猪产能仍存在一定过剩压力，去产能任务依然艰巨。
在去产能过程中，速度把控至关重要。若去化速度过快，如单季度降幅超过 5%，则可能导致 2026 年生猪供应出现缺口 。一旦供应缺口出现，市场猪肉价格必然大幅上涨，给消费者带来沉重负担。反之，若去化迟缓，行业亏损周期将进一步延长。目前，规模场因存在 “赌行情” 心态，主动去产能比例不足 20% 。这种观望态度使得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难以有效解决，上市猪企负债率不断攀升。统计显示，2023 年上市猪企平均负债率已攀升至 68.34% ，企业面临巨大财务压力。
如何在产能去化与稳产保供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当前生猪产业面临的重大挑战。这需要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共同努力，加强市场监测和预警，制定科学合理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企业理性决策，确保生猪产业稳定发展。
（三）中小养殖户退出的系统性风险
在生猪产业去产能浪潮中，年出栏 500 头以下的中小养殖户受到冲击最大。这些中小养殖户在农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贡献了农村 30% 的就业岗位 ，是农村经济重要支柱。然而，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其面临诸多困境，退出养殖行业压力与日俱增。
中小养殖户面临资产处置难题。一旦决定退出养殖行业，其猪舍和设备处置成为棘手问题。由于猪舍和设备专业性强、通用性差，在二手市场折价率超过 40% 。这意味着养殖户退出时将承受巨大资产损失，许多养殖户辛苦多年积累的财富可能因退出养殖行业而大幅缩水。
转产成本高昂也是中小养殖户面临的困境之一。退出养殖行业后，养殖户需寻找新生计，但转产并非易事。转产需进行专业培训，学习新技能和知识，这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此外，转产初期还需资金投入，用于购买设备、原材料等。据估算，转产培训及初期投入人均需 3 - 5 万元 ，这对许多中小养殖户而言是难以承受的巨款。
中小养殖户退出养殖行业后面临社会保障薄弱问题。目前，仅有 12% 的中小养殖户能够纳入地方养殖退出补偿政策 ，大部分养殖户无法获得有效政策支持和补偿。这使得其退出后生活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甚至可能陷入贫困。
2024 年数据显示，散户退出后约 40% 的劳动力流向城市零工市场 。这不仅加剧城市就业市场竞争压力，还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失，进一步加剧农村 “空心化” 风险。农村 “空心化” 不仅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还会对农村社会稳定和文化传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妥善解决中小养殖户退出问题，成为关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三、协调机制构建：四维联动破解转型痛点
（一）政策协同：从 “碎片化调控” 到 “全链条设计”
在生猪产业去产能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政策协同至关重要。以往，各部门在生猪产业管理中政策往往 “各自为政”。农业农村部主要负责产能调控，从养殖规模、养殖技术等方面进行管理；生态环境部侧重于养殖污染治理，关注养殖场废弃物排放和处理；财政部则在资金支持和补贴政策上发挥作用。然而，这些政策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导致生猪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
如今，为实现生猪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层面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以 2025 年为例，农业农村部在产能调控方面发挥牵头作用，通过制定严格产能调控目标和措施，引导生猪产业合理调整产能。生态环境部强化养殖污染月度巡查工作，自 2025 年起，对粪污处理不达标企业采取暂停出栏检疫的严厉措施 。这一举措促使企业加大对环保设施投入，改进粪污处理技术，以达到环保标准。财政部也积极调整政策，取消出栏量补贴等 “增量刺激” 政策，转而对规模化猪场环保设施改造给予 30% 补贴 。这一转变体现财政政策从单纯鼓励产量增长向注重产业质量提升方向转变。
地方政府在政策协同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河南为例，通过试点 “生猪产能置换指标交易”，为生猪产业去产能提供新思路。在这一模式下，退出产能的养殖户可将其产能指标进行交易，规模化企业则可通过购买这些指标实现扩产配额增加。这一举措既解决中小养殖户退出后的产能处置问题，又为规模化企业发展提供空间，促进生猪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据统计，在河南试点地区，通过产能置换指标交易，规模化企业扩产速度提高 25% ，中小养殖户退出时也获得一定经济补偿，实现双赢局面。
（二）技术赋能：智能化改造提升产能 “含金量”
技术创新是生猪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去产能背景下，智能化技术应用正深刻改变生猪养殖传统模式。
物联网技术在规模猪场广泛应用，实现对猪只生长数据实时追踪。通过在猪舍内安装各种传感器，可实时监测猪只体温、进食量、饮水量等关键数据。这些数据通过物联网传输到养殖管理平台，养殖人员可根据数据及时调整养殖策略。这种精准养殖管理模式使 PSY（每头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从 25 头提升至 32 头 ，大幅提高养殖效率。
AI 疫病诊断系统的出现，为生猪疫病防控带来革命性变化。以往，非洲猪瘟等疫病检测需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且检测结果准确性难以保证。现在，AI 疫病诊断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快速准确检测出生猪是否感染疫病。该系统将非洲猪瘟检测时间缩短至 2 小时 ，大大提高检测效率。同时，通过对大量疫病数据的分析，系统能够提前预测疫病发生风险，为养殖企业提供预警，使死亡率降低 18% 。
智能环控设备的应用有效避免因 “二次育肥” 导致的阶段性供应过剩问题。智能环控设备可根据猪舍内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环境因素，自动调节通风、供暖、降温等设备，为生猪提供舒适生长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生猪生长速度更加稳定，出栏均重稳定在 120 公斤 。据统计，2024 年压栏大猪占比从 35% 降至 22% ，这得益于智能环控设备应用，使得生猪养殖更加科学、合理，避免因市场行情波动导致的过度养殖和压栏现象。
（三）市场调节：期货工具与预警机制双轮驱动
在生猪产业发展中，市场调节机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猪期货市场的深化发展，为养殖企业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2025 年，生猪期货交割量同比增长 40% ，这一数据充分显示生猪期货市场活跃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养殖企业开始认识到期货市场重要性，通过卖出套保方式锁定 70% 的远期价格 。这种操作方式使企业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稳定企业经营收益。
建立 “红黄蓝” 三色预警系统，是市场调节机制的又一重要举措。该系统根据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情况，将市场分为绿色、黄色和红色三个区间。当能繁母猪存栏突破绿色区间（3900 万头的 92%-105%）时 ，系统会自动触发冻肉收储机制。2025 年，国家已启动 3 次国家收储，累计入库 15 万吨 。通过收储冻肉，可有效调节市场供需关系，稳定猪肉价格。同时，该预警系统还通过媒体发布产能数据，让市场主体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引导其理性决策。这种信息公开透明，有助于减少市场盲目性和不确定性，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
（四）利益平衡：构建 “退出 - 补偿 - 转型” 生态链
在生猪产业去产能过程中，构建合理利益平衡机制至关重要。为妥善解决中小养殖户退出问题，政府设立 100 亿元专项基金 。该基金主要用于对退出散户的补贴和职业技能培训。根据规定，对退出散户按存栏母猪数量给予 800 元 / 头补贴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养殖户因退出养殖遭受的经济损失。同时，配套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也为养殖户提供新就业机会和发展方向。2024 年，已培训 12 万人次 ，转产成功率达 65% 。通过培训，许多养殖户成功转型，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其他产业，如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等，实现再就业和增收。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也是利益平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位于重点流域的规模化猪场，按粪污资源化利用量给予 50 元 / 吨补贴 。这一补贴政策鼓励规模化猪场加大对粪污资源化利用投入，提高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政策引导下，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从 60% 提升至 75% 。这不仅减少养殖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还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为生猪产业绿色发展奠定基础。通过这些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生猪产业在去产能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实现产业平稳过渡和可持续发展。
四、高质量发展路径：从 “规模扩张” 到 “价值提升”
（一）空间布局：构建 “四区协同” 发展格局
在生猪产业空间布局优化进程中，依据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科学划定四大功能区，成为实现产业均衡发展与优势互补的关键举措。东北、华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粮食主产区，拥有丰富玉米资源，为生猪养殖提供得天独厚的饲料优势。以黑龙江为例，其凭借广袤耕地和充足粮食供应，规模化养殖发展迅猛。当地积极引入先进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生猪养殖向现代化、规模化迈进，目标是将出栏占比提升至 45% ，成为我国重要的生猪生产基地。
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庞大消费市场和发达冷链物流网络，成为生猪产业精深加工核心区域。这里的消费者对高品质、多样化猪肉产品需求旺盛，推动当地企业在精深加工领域不断创新。以广东为例，其预制菜产业发展迅速，产能每年以 20% 的速度增长 。企业通过研发新加工工艺和产品，如猪肉脯、肉松、培根等，将猪肉附加值提升 30% 以上，不仅满足本地市场需求，还将产品远销国内外。
西南地区以丰富地方猪种资源闻名，如荣昌猪、滇南小耳猪等。这些地方猪种具有肉质鲜美、风味独特等特点，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当地通过加强地方猪种保护和开发，打造特色品牌，实现品牌溢价超 30% 。例如，四川的荣昌猪通过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其猪肉价格比普通猪肉高出 30% 以上，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西北潜力增长区致力于探索种养结合的生态养殖模式。这里土地资源丰富，具备发展大规模养殖条件。通过将生猪养殖与种植业相结合，实现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新疆为例，当地猪场积极推广 “猪 - 沼 - 粮” 循环模式，每万头猪场配套建设 500 亩消纳地 ，沼液还田替代 30% 化肥使用 ，既减少环境污染，又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通过这种 “四区协同” 发展格局，我国生猪产业在空间布局上实现优化升级，各区域之间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产业升级：全链条价值挖掘与风险对冲
在生猪产业的发展进程中，产业升级是达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从养殖环节而言，“楼房养猪” 模式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提升土地利用率与养殖效率的重要手段。以牧原南阳项目为例，其采用的楼房养猪模式备受关注。该项目单场存栏量高达 12 万头，通过科学的楼层布局与先进的养殖设备，实现了猪只的高效养殖。相较于传统养殖模式，楼房养猪模式的土地利用率提升了 3 倍，极大地缓解了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同时，借助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精准饲喂、自动清粪、环境智能控制等功能，使养殖成本降低了 12%，有效提高了养殖效益。
在加工环节，我国生猪产业正逐步突破传统的 “热鲜肉为主” 的局限，向高附加值产品领域拓展。低温肉制品作为新兴的猪肉加工产品，以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方便储存等特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目前，我国低温肉制品在猪肉加工产品中的占比已提升至 35%，且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例如，部分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开发出多种口味的低温火腿、香肠、培根等产品，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此外，生物制药领域也成为生猪产业加工环节的新增长点。猪胰岛素作为治疗糖尿病的重要药物，其原料提取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目前提取率已达 90%，为糖尿病患者带来福音。
在流通环节，构建 “中央厨房 + 社区团购” 直供体系成为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该直供体系通过减少中间环节，将猪肉产品从生产端直接送达消费者手中，大幅缩短了供应链条。以某大型生猪企业为例，其通过与社区团购平台合作，实现了猪肉产品的直接配送。在传统流通模式下，猪肉从养殖场到消费者手中需历经多个中间环节，价格波动率高达 ±40%。而在 “中央厨房 + 社区团购” 直供体系下，价格波动率成功收窄至 ±25%，消费者能够以更为实惠的价格购买到新鲜的猪肉产品。同时，该直供体系还能够实现产品的溯源管理，提升了食品安全保障水平。通过全链条的价值挖掘与风险对冲，我国生猪产业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持续迈进，实现了更高质量的发展。
（三）绿色转型：碳中和目标下的可持续路径
在全球倡导绿色发展以及我国 “双碳” 目标的大背景下，生猪产业的绿色转型势在必行。“猪 - 沼 - 粮” 循环模式作为成熟的生态养殖模式，正得到广泛推广。以广西某猪场为例，该猪场每万头规模配套建设了 500 亩消纳地，通过对猪粪进行厌氧发酵处理，产生的沼气用于发电和供热，沼液作为优质有机肥料还田。这种循环模式不仅实现了养殖废弃物的零排放，还替代了 30% 的化肥使用，有效改良了土壤结构，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同时，减少了化肥使用量，降低了农业面源污染，保护了生态环境。
低蛋白日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亦是生猪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在传统的生猪养殖中，饲料中豆粕用量较高，这不仅增加了养殖成本，还导致氮磷排放增加。通过研发低蛋白日粮技术，在保障生猪营养需求的前提下，减少了豆粕用量。目前，该技术已使豆粕用量减少了 15%，同时氮磷排放也同步降低了 20%。这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还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
“碳足迹认证” 作为新兴的环保认证方式，正逐渐在生猪产业中得到应用。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要求进口的生猪产品提供碳足迹认证。我国自 2025 年起，出口欧盟的生猪产品需附加碳标签，这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头部企业在进行碳中和改造时，虽单头成本增加了 15 元，但通过提升产品的环保品质，出口价格可提升 8%。这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推动了整个生猪产业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通过这些绿色转型举措，我国生猪产业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五、未来展望：在动态平衡中迈向产业新周期
展望未来，随着 2025 年能繁母猪存栏量逐步向 3900 万头的调控目标趋近，当前存栏量为 4043 万头，去化率达 3.5%，生猪产业正处于关键转折点，从 “去产能阵痛期” 成功转入 “高质量发展窗口期”。
在规模化发展进程中，生猪产业稳步前行。预计到 2026 年，规模化率将达到 75%，这一数据的提升，不仅意味着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更代表着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大幅提升。规模化养殖企业凭借其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将在产业发展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在技术创新方面，PSY（每头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有望突破 30 头。这一突破将极大提高生猪养殖的效率和效益。通过智能化养殖技术的应用，如精准饲喂、环境智能控制等，能够为母猪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养殖环境，提高母猪的繁殖性能和仔猪的成活率。
在市场供应方面，我国猪肉自给率将稳定在 90% 以上，这充分彰显了我国生猪产业在保障国内市场供应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国内生猪产业的持续发展，有能力满足国内消费者对猪肉的需求，确保市场供应的稳定。同时，在高端市场领域，国产替代率将提升至 40%。这意味着国内生猪产业在高端产品领域的竞争力不断增强。通过品种改良、养殖技术升级和加工工艺创新，国内企业能够生产出更多高品质的猪肉产品，满足消费者对高端猪肉的需求。
这场生猪产业的转型，带来了深刻启示。去产能并非产业发展的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其通过 “减法”，淘汰落后、低效的产能，为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同时，倒逼技术、管理、生态等方面进行 “加法” 创新。在技术方面，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提高养殖效率和产品质量；在管理方面，优化管理流程，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在生态方面，加强环境保护，推广绿色养殖模式，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这些 “加法” 创新，生猪产业实现了从 “量的积累” 到 “质的飞跃” 的转变，构建起安全、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养殖体系。
在未来发展中，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政策引导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支持和保障；市场机制则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和竞争力。只有两者形成合力，才能推动生猪产业在动态平衡中稳健前行。技术赋能与绿色理念的深度融合，也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技术赋能能够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和质量，绿色理念则确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当两者深度融合时，生猪产业将穿越周期波动的迷雾，迎来更为美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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